公方彬：我們為什么要信仰共產主義

過去很長時間里，共產主義信仰不是問題。人們熟悉一個小故事，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問鄧小平：“長征的時候你做什么？”回答：“跟著走！”跟誰走？跟共產主義信仰走。如此一個幾近無意識的命題，卻成為當下困惑人們思想，甚至形成尖銳對立的重大理論問題、政治問題，不能不迫使我們正視并作深入分析。

人為什么要有信仰？根本是為了尋找生與死的意義和價值，也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，人類才能永續發展。這大概就是古希臘神廟金頂上“認識你自己”這句格言的立意所在。人類無限的認識過程，就是意義與價值的發現與產生過程，也是避免出現哲學家叔本華所說的，由“絕對價值喪失”而來的精神虛無。由于宗教著力于這樣的根本問題，所以伏爾泰說：“沒有上帝也要造出一個上帝來。”其實，共產主義信仰解決的根本問題也是意義和價值。習近平早先提出：“學習雷鋒的幸福感！”這顯然不僅是倡導學習英雄模范，而是引導人們思考一些終極命題：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，何為人生價值和如何實現價值，什么是幸福和怎樣贏得幸福。

關于信仰的特征與本質，我們或許可以作出若干判斷。人生活在世間，主要存在于三種狀態：政治信仰者、宗教信仰者、只求功利而沒有精神追求者；要想活得輕松，不要有信仰，有信仰就會產生敬畏和約束，但要活得有意義，必須樹立信仰，因為人活著本身沒有意義，是信仰帶來意義；信仰是看不見的，看得見的不叫信仰，由于看不見而生魅力，進而化作精神歸宿。這里再借用現代管理學奠基人德魯克的觀點：“信仰不是非理性的、傷感的、情緒化的、自主自發的。信仰是經歷嚴肅的思考和學習、嚴格的訓練、完全清醒和節制、謙卑、將自我服從于一個更高的絕對意愿的結果。”

那么，有了信仰會怎樣呢？有了信仰會使一個民族變得偉大，使一個集團或個人變得有力量。中國歷史上產生過三個以萬里為計的活動：萬里長城、萬里絲綢之路、萬里長征。其中一個半與信仰有關，半個是萬里絲綢之路，所謂“絲綢西去，佛法東來”；一個是萬里長征，今天的香格里拉有著連綿雪山，道路艱險而難以逾越，歷史上靠雙腳從這里走過的只有兩支隊伍，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侶，另一支是中國工農紅軍，他們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。更能證明信仰力量的民族是猶太民族，猶太人創立了一神教——猶太教，因為找到了永恒和神圣，所以，歷經千年大流散，仍形散神聚，尤其是以1500萬人產生出五分之一的諾貝爾獎獲得者。

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取得了革命的勝利？根源是共產主義信仰。有許多現象值得我們深思。二戰時期，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，其叛國的人比侵略軍還要多，這個國家就是中國。因為百年屈辱讓整個民族喪失了信心，沒有精神支撐，很容易墮落、茍且偷生。中國共產黨找到共產主義信仰后，一種前所未有的支撐犧牲的意義和價值產生出來，一種前所未有的強大精神力量得以形成，這就是為什么志愿軍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，能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逼到談判桌上來，而此前的美軍剛剛迫使德國納粹與日本軍國主義投降。美軍有人這樣說：“中國的軍人，面對美軍熾烈的火網就像不在意似的，第一撥倒下，第二撥跨過尸體繼續前進，還有第三撥、第四撥……他們戰斗到最后一個人的姿態就像殉道者似的，這大概不是因為命令和紀律，一定是信仰，他們信仰共產主義，憎惡帝國主義，這已經進入他們思想的深處，不，已經深入骨髓。”

既然共產主義信仰如此重要和有力量，為什么仍然出現了蘇聯解體、東歐劇變，出現了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和國際共運低潮？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人質疑共產主義信仰？原因有很多，最主要的是理論滯后。馬克思滿足了革命階段共產黨的理論需要，但沒有解決執政階段的理論支持，至少列寧之后沒有人實現理論突破。假如當年列寧不是過早去世，其思想理論繼續發展深化，斯大林主義就不會產生，進而不會有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作的“秘密報告”，不會有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大批知識分子退黨，歐洲共產主義運動陷入衰落。依此邏輯，今天的世界或許是另一種圖景。歷史地看問題，共產主義信仰的教育實際上是因理論缺失而走了一個彎路。

有人或許提出，我們放棄共產主義信仰行不行？要回答這一問題，需要先作一些相關分析。人類社會抑或國家和民族，都必定建構一種適合本民族文化傳統與文化性格的精神大廈，或者說因為文化傳統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信仰，哪怕同宗同源。比如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都再生于猶太教，二者淵源相同，但差異巨大。中國是非宗教傳統國家，即便有傳入的佛教和本土道教，但都為儒家所改變，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依靠儒家倫理規則維系社會運行的，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，終于形成獨具特點的精神系統。只是進入工業化時代，儒家越來越不能滿足需要，因此有了一次次文化之爭、文化之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