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們何以被千家萬戶奉為“新門神”

“門神門神騎紅馬，貼在門上守住家。門神門神扛大刀，大鬼小鬼進不來！” 歌劇《白毛女》1945年在延安上演，轟動一時。這段經典唱詞中，“騎紅馬、扛大刀”的門神究竟指的是誰呢？

8月15日，在位于連云港博物館內的彥涵美術館，“凱歌穿越八十年”尋訪團成員看到這套名為《軍民合作 抗戰勝利》的木刻畫。“彥涵，彩色木刻，1944年于延安”的落款格外醒目。當年，這件作品被千家萬戶喜氣洋洋地張貼在門上，成為抗戰勝利時期最流行的“新門畫”。而八路軍戰士和民兵，也被老百姓奉為“新門神”和平安“守護神”。

“新門畫”被貼上千門萬戶

左幅是騎紅馬的八路軍戰士，一手刀過頭頂，一手緊握步槍，胸前還掛著手榴彈；右幅是騎白馬的民兵，手持紅纓槍，高舉閃亮大刀，兩人的威武英姿中都透著果敢堅毅。這對門畫色彩明艷喜氣、線條充滿張力，強烈表達了軍民戰斗到底的決心和迎接勝利的喜悅。

木刻版畫《軍民合作 抗戰勝利》。彥涵 作

1939年冬，日寇開始在太行山地區瘋狂“掃蕩”，還散發各類反動招貼畫。很多不識字的老百姓覺得花花綠綠的很好看，就買回家張貼。為此，1940年2月，朱德提出“筆桿必須趕上槍桿”，勉勵文藝工作者更好地利用文藝武器進行對敵斗爭。

“父親在集市上觀察到，當地老百姓非常喜歡年畫，不管家境如何，過年都要買年畫回去，貼在門上、灶臺上、炕沿上。從中父親發現了年畫的群眾性和宣傳價值。”彥涵之子彥東說。于是，彥涵與胡一川、羅工柳、楊筠等人商量，決定以木刻刀為武器，與侵華日軍展開一場“年畫戰”。他們將新型版畫與傳統年畫藝術結合，采用陽刻技法，借鑒民間年畫中的艷麗色彩，創作出一批反映抗戰的“新年畫”，如《保衛家鄉》《春耕大吉》《努力織布 堅持抗戰》等。這些“新年畫”畫風鮮活，一到集市就被搶購一空。

1942年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鮮明提出“文藝為工農兵服務”。按此要求，彥涵等在“新年畫”的基礎上，繼續探索，創作出系列 “新門畫”作品。

1944年，前線捷報頻傳，興奮不已的彥涵在梨木板上創作了經典的“新門畫”作品《軍民合作 抗戰勝利》。這件套色木刻在抗戰勝利時期貼滿千家萬戶，紅遍大江南北，后被中國美術館以及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等收藏。

“以前老百姓會把秦叔寶、尉遲恭的形象貼在門上，這時則把守護他們的八路軍戰士、民兵當成 ‘新門神’。”延安魯藝文化中心副研究員李巧珍說，這件作品既保持傳統“門神畫”的程式化風格，又以大膽的想象力進行“形象置換”，將民間美術與抗戰宣傳相結合，起到非常好的傳播效果。

周恩來曾將彥涵畫作贈予美國記者

彥涵原名劉寶森，是連云港東海人。19歲時，他進入杭州國立藝專學習油畫。1938年夏天，22歲的彥涵突破重重障礙，和同學徒步跋涉11天來到延安，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學習，從此與木刻結下不解之緣。

學習結束時，已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彥涵，堅決要求奔赴前線，與胡一川率領的魯藝木刻工作團一起奔赴太行山敵后抗日根據地，開啟了戰士與畫家雙重身份的戰斗生涯。在此期間，他在山西人熟悉的關公畫像基礎上創作了版畫《身在曹營心在漢》。一個偽軍小隊長看到這幅畫后帶隊投誠：“大丈夫如斯是也，我也是愛國的。”這件事被當時的《太行導報》和《新華日報》（華北版）報道，傳為佳話。

1943年，彥涵回到闊別已久的延安，在魯藝任教。太行山血火交織的戰斗經歷成為彥涵豐富的創作源泉。

彥涵始終保留著一本筆記本，記錄著32位曾與他并肩戰斗、犧牲在戰場的戰友姓名。在延安的窯洞里，他用木刻刀刻畫英勇抗爭的軍民形象，《奮勇出擊》《狼牙山五壯士》《當敵人搜山的時候》等大批作品成為經典。1944年，周恩來將彥涵創作的經典木刻連環畫《狼牙山五壯士》贈送給美國記者，后被美國《時代》周刊印成袖珍本，中國軍人視死如歸、寧死不屈的精神，鼓舞了在反法西斯戰場上奮戰的美國士兵。

“彥涵木刻一個重要的特征，就是‘人民性’。尤其是在延安時期，他的大批作品反映的都是‘軍民同心、并肩戰斗’的主題。”李巧珍說。

在彥涵另一代表作《當敵人搜山的時候》中，老百姓托起扛槍戰士的金字塔構圖，將戰士的“勇”、軍民的“情”刻畫得淋漓盡致，展現出堅不可摧的全民抗爭力量。它不僅在中國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還被大英博物館等多個著名博物館收藏。

對于民兵，彥涵有著特殊的情感。1939年春天，他從魯藝木刻工作團調到《新華日報》（華北版）工作，為報紙創作插圖。作為一名戰地記者，彥涵常與民兵一起行動，破壞敵方交通線、埋地雷、挖地道等。他深切體會到民兵在人民戰爭中的重要作用，由此創作出《護送傷員的民兵》《把他們藏起來》《不讓敵人搶走糧草》等作品。彥涵曾說：“這些樸實的民兵有一種自發的獻身精神，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民族的偉大。”

作品飽含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

在北京采訪時，尋訪團聽彥東講述了有關他哥哥“四年”的故事——

“1945年抗戰勝利，我哥哥被接回延安與父母團圓。”原來，1941年，彥涵的大兒子白樺出生不久就被寄養在當地一戶姓梁的老鄉家里。日軍“掃蕩”開始后，奶媽高煥蓮帶著白樺躲進山洞，后被敵人發現。敵人咬定白樺是八路軍的孩子，搶過來就要摔死。奶媽拼死護住白樺，大聲喊道：“這是我的孩子！”白樺得救了，而奶媽的丈夫和弟弟因拒絕為敵人帶路去找八路軍，被活活砍死。為感念太行山老鄉4年的養育之恩，接回白樺后，彥涵特意將兒子的名字改為“四年”。自此，兩家人一直如親人般來往。

“彥涵的作品飽含對這片土地、對祖國以及對人民的熱愛。”連云港市博物館（彥涵美術館）館長江睿說。

在彥涵青年時代，中共地下黨員陳佛生曾對他說：“你不要去畫風花雪月，而要畫滄海桑田。”這句話影響了彥涵的一生——他始終是一位戰士，一位跟隨著時代步伐的藝術家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彥涵參加了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草圖起稿等工作，為紀念碑設計了正面浮雕《勝利渡長江》。改革開放后，他創作了《春潮》《向大海握手》等作品。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后，他還創作了《生死關頭》詠嘆軍民一心戰勝災害。這也是他的最后一幅作品，那一年，他已是92歲高齡。

“彥老特別喜歡和年輕人交流。鼓勵年輕人去探索，不斷地突破自我，為國家進步、人民幸福，展現熱情與青春。” 江睿介紹，彥涵多次回家鄉親自指導孩子們以及木刻輔導員，如今，“東海少兒版畫”已成為家鄉響當當的文化品牌。

一路走來，尋訪團成員、00后大學生房彥琦傾聽歷史回響，更覺重任在肩：跟隨一件件文藝作品回望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，終于來到了勝利的這一天！而經過烽火歲月淬煉的抗戰精神，必將化作鼓舞新時代青年砥礪前行的磅礴力量。